当下的中国，大约1亿人口可以被归入中产阶级的行列。相对于近14亿人口，这个比例固然很低；但是，这个阶层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十四分之一。最近十年，中国社会的道德、审美、价值观、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都在迅速中产阶级化。
为什么中国的中产阶级
特别焦虑？
“中产焦虑”是一种普遍现象。全世界的中产或多或少都有一种焦虑情绪，因为中产的收入和财产不足以带来充分的安全感。中产阶级的不安全感包括两个层面：一是职业和地位的危机感；二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危机感，担心自己的孩子不能进一步向上流动或至少继承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不平等程度迅速拉大。与此同时，由于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少子化”使家庭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大幅度提升，也提高了父母对子女的期望值，家长们往往有“输不起”的心态。
精细分层社会的形成
从1949年到1994年，中国社会是一个扁平社会。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分层较为粗疏，社会阶层类别少，阶层之间差距小。
扁平社会的主要特征有：
1. 收入差距小，家庭财产少。
2. 阶层混居。
3. 中低消费为主，恩格尔系数高。
1978～1994年逐渐出现了企业家、农民工等新阶层，这一阶段总体上社会分化还不是很严重，是由扁平社会向精细分层社会过渡的阶段。
1994年至今，中国社会成为一个精细分层社会。
精细分层社会的主要特点有：
1. 收入和财产差距扩大。
2. 阶层的居住隔离。
3. 消费社会与消费区隔。
虽然精细分层社会有一定的客观依据，但它同时也是一种典型的中产阶级“图景”，即中产阶级会把社会建构成为“吐司”的形状，社会被经济收入、文化品位、消费行为切割成薄片。但其他阶层对社会的建构并不如此。
抢跑游戏：
中产阶级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竞赛
在中国的中小学教育中，有一个显而易见的悖论：一方面是正规的学校教育体系不断进行减负，教育行政部门三令五申要求中小学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另一方面是学生的课外时间越来越多地投入教育培训机构，同时疯狂地参与名目繁多的各类竞赛。
与其他东亚社会一样，中国历来特别重视孩子的教育。由于人口众多、重点学校的学位稀缺，不仅小升初、中考、高考等考试竞争激烈，而且重点学校往往还要考察报考学生的特长，包括数理化竞赛的能力，写作、演讲、音乐或舞蹈才艺等。
社会各界批评这种残酷的学业竞争过度地“征用”了孩童的时间，强调应试技能而忽略了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培养，甚至使学生丧失了学习的乐趣和兴趣。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政府部门开始大力推崇素质教育，要求学校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着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教育行政部门为了落实减负政策，可谓用心良苦：1993年《关于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的指示》规定初中各年级每天家庭作业不超过1.5小时；2000年《关于在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重申一、二年级不得布置书面作业，不得购买计划外教辅，首次提出小学除语文、数学外取消百分制，并禁止任何部门团体违规举办小学生竞赛活动；2013年的《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更是提出“零起点”教学，不留作业，严禁违规补课，每天锻炼1小时。规定越来越细化，但“补课风”“竞赛风”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愈演愈烈。
中产阶级的孩子可能是中国学业压力最大的一群孩子。只有中产阶级，他们对教育问题尤其敏感，他们会竞相购买学区房，对各类教育培训机构趋之若鹜，这既是一种消费行为，也是一种投资行为，既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也可能带来巨大的潜在收益。
中产阶级对孩子教育的集体焦虑，主要原因在于：
1. 大城市中产阶级的规模在迅速扩大，而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又是稀缺的，所有人都竭尽全力对孩子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导致竞争不断白热化，从过去高中开始学业竞争，提前到幼儿园开始竞争。
2. 优质教育资源的集中化趋势。进入本世纪以来，全国各地出现了一批“超级中学”——它们往往集中在省会城市，将全省的优质生源几乎一网打尽。
3. 中国社会的财富分配正由扁平结构向金字塔结构转变，社会分层越来越精致。
虽然基础教育减负的初衷是好的，但一味地减轻学业压力也违背了教育的规律：高水平的教育不可能是一个轻轻松松、快快乐乐的过程。减负政策所推崇的“快乐教育”，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缺乏事实基础的想象。
在西方，精英学校也是有较大学业压力的，但西方的教育不仅注重学业成绩，也注重体育锻炼、社团活动、志愿行为和领导力的培养。在施教过程中，以学生的兴趣为导向，推崇多元评价和多元发展。我国教育部门所推行的教育减负政策，表面上看是以学生的利益为中心，但实际上造就了大量的“课外剩余时间”。
学校失去了对这部分时间的支配权，教育培训机构就乘虚而入。说到底，教育减负政策只是减轻课业负担，并没有减轻优质教育资源（重点学校入学资格）的竞争激烈程度。
一方面教育资源越来越趋于集中，另一方面学校又在不断强调减负，这就会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学校教学内容过于简单，学业负担过轻，导致考试失去部分筛选功能。在试题难度偏低的情况下，考试只能区分高水平学生与低水平学生，却不能有效地甄别杰出的学生（前1%）和优秀的学生（前20%），因为这两类学生的分数拉不开差距。
换句话说，中考成绩可以用来挑选重点中学的学生，却不能满足“超级中学”（各省市的所谓“四大名校”）的选拔需求。这些学校不得不组织自主招生，用高难度的考试和面试，来达到优中选优的目的。
“超级中学”、重点中学在选拔尖子生的过程中，之所以看重各种杯赛的获奖等级，其原因也在于考试的筛选功能弱化，竞争激烈的杯赛为名校提供了相对廉价又靠谱的信号，即杯赛在一定程度上比小升初考试和中考更为准确地反映了优秀学生的能力差异。
从这个意义上讲，杯赛的兴起与基础教育减负政策密切相关。教学难度的降低和考试筛选功能的弱化，使得杯赛的信号功能被放大。如果说“培训机构热”的本质是一种抢跑，那么，“杯赛热”的本质就是光环抢夺战，奥数金牌、杯赛冠军就是通往名校之路的“外挂”。
为什么人们倾向于相信阶层固化
中产阶级的焦虑与“阶层固化”高度相关，有关阶层固化的文章或报道往往受到中产阶级的热捧，但吊诡的是，中产阶级并不是所谓“阶层固化”的受害者。
需要说明的是，“阶层固化”并不是一个严谨的学术概念，而是一个流行的媒体话语。从学理上我们很难定义阶层固化，究竟是完全没有社会流动，抑或社会流动趋缓？完全没有社会流动的社会几乎是不存在的，即便是种姓制度下，同一种姓内部也是存在社会流动的。社会流动趋缓则是一个稳定社会的常态，一个社会越成熟越稳定，父辈就越可能把自己的优势流传给下一代。社会不稳定的时候，父母很难把自己的优势流传给孩子，继承社会地位会比较困难。比如战乱的时候家产被抢走，还可能存在生命危险，社会地位难以继承。
我们是否能把社会流动趋缓这样一种社会常态称为“阶层固化”？如果说现在的中国是阶层固化，那么清代社会呢？民国社会呢？与欧洲和美国相比，我们的阶层固化程度更高吗？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流动：长程社会流动与短程社会流动。在讨论社会流动的时候，人们经常忽视社会流动的距离。从一个农家子弟变成一个技术工人或个体户，这是短程社会流动；变成一个高级官员或著名企业家，这是长程社会流动。
现代社会的结构高度分化，分工体系和社会分层更为精细，这使得长程社会流动变得更为困难。
如果考察改革开放40多年的中国富豪，我们会发现，上世纪80、90年代的富豪很多出身工人、农民、个体户，他们经历了长程社会流动；而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富豪榜上的很多中青年富豪，大多成长于优越的家庭环境，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有海外留学经历，不少人就是所谓“富二代”，继承了家族产业或依托家族产业进行二次创业。
从这个意义上讲，长程社会流动的概率可能在减少。但是，由于中产阶级或中等收入群体的崛起，短程社会流动的机会可能还在增长。短程的社会流动缺乏新闻价值，但是对社会结构的改变是实实在在的，因为这种流动的概率很大，涉及的人口规模很大。
如果做跨国比较的话，1978年至今的40余年来，中国的社会流动机会可能比同时期的美国更高。因为美国社会更加定型化，而中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相对封闭的经济体到开放的经济体，这些变迁实际上就是阶层“重新洗牌”的机会。不光中国人有“阶层固化”的焦虑，近年来讨论“美国梦”破灭的学者也越来越多。
那为什么作为“既得利益者”的中产阶级对“阶层固化”特别敏感呢？
一是“地位错觉”的存在。人们对于自己的社会地位认知可能存在错觉。
二是中产阶级在价值观层面认同社会流动，在现实层面又担心自己成为社会流动的受损者。
结论与讨论
中产阶级的焦虑症与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从扁平社会到精细分层社会，社会阶梯变得越来越长，社会不平等加剧了人们的竞争心态和焦虑心理。“焦虑”是一种典型的中产病，“焦虑”是一种患得患失的心理，一种左右为难的心态。穷人很痛苦，但不会焦虑，因为选择的自由度很低，多数时候都是被环境和结构限定了路径。
中产阶级之所以焦虑，一定程度上因为有了选择，但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中产阶级一方面倡导个人奋斗、机会平等、社会流动，另一方面又担心孩子无法继承自己的社会地位，千方百计利用一切资源为孩子创造“先机”和优势。
在当下的中国，中产阶级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但中产的价值体系和伦理体系尚未建立。中国的中产阶级处在物质主义价值观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交锋和更迭地带，他们有拜金、攀比的一面，崇尚竞争与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也有追求个性和解放的一面，渴望从无休止的社会比较和同侪竞赛中解脱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