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晚报·小时新闻 记者 吴朝香 通讯员 汤婕
下午5点20分，62岁的陈阿姨到医院门口给住院的孙子小超拿外卖。这是当天的第二份，她念叨着“外卖吃多了不好”，病床上，18岁的小超扭过身子，给她一个后背。
这是他们在这里的日常，小超一天也难开口和她开口交流，大多时候是沉默的对抗。
小超被诊断为中度抑郁，已经住院治疗9天。
“他就是不想上学，其他都很好。不想上学也是因为晚上睡太迟，早上没精神，能早点睡就好了。我们是轻的，很快就能出院了。”陈阿姨说。
浙江省康复中心（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滨江院区）15楼的心理康复中心病房里，住了60多位像小超这样的青少年，他们都是因为心理疾病入院，其中80%是抑郁症。
这个病房，像是“学霸集聚区”
病房已经满员，去年疫情期间，还出现过20多人排队等候的情况，为此医院将病房扩建到了100张床位。
“住院患者中，80%都是初一到高三的学生。一半以上发病是和学习有关。”精神卫生科主任裴双义说。
在讲到这些住院患者时，裴双义会说：这个孩子成绩很好，或者这个孩子在读的学校非常好。
听起来，这里像是一个“学霸集聚区”。
来自全省顶尖中学的学霸们，以这样一种方式汇集在一起，让人觉得难以置信。
15楼病房，光线明亮，多数病床上，有些杂乱，衣服裹在被褥里，有的电脑摆在枕头上，有的床上摆着画板、颜料，而几乎每个房间，都有床头柜上放奶茶、可乐杯。像极了不修边幅的学生宿舍。
都是什么样的青少年，病情严重到需要住院治疗？
“基本都是中重度抑郁症，达到这种程度的孩子百分之百会出现自残行为，或者有自我伤害的迹象，家长害怕、不知道该怎么办。”裴双义说。
在这里，某个病房里会突然爆发出怒吼声，或者低低的啜泣声。这可能是有人在和朋友、家人或者网友聊天时，被对方某句话激怒了；
深夜时分，也有人会坐在护士站前的活动区静坐发呆，那是失眠了；
曾经有一个男孩站在走廊上，和妈妈对打，因为妈妈盛怒之下，把他的手机顺着窗户丢了下去……
作为住院医师，曹新毅需要经常处理这些突发状况。
病房的护士们天收拾病房时，每个床位，从枕头到被褥，都要细细检查，担心有患者偷藏自我伤害的工具。
陪护病床边，父母孩子各自看手机
白天，大多时候，病房里都是安静的。小患者们要去做各种治疗：催眠治疗、音乐放松治疗、经颅磁刺激治疗、心理辅导等。
留在病房里的，有些在睡觉，有些在玩手机。每位患者都有一位家人在陪护。
“我们希望来陪护的最好是孩子的父母，但很多时候，父母要工作，在这里陪两三个星期，也不太现实，所以，老人来陪的也比较多。 ”裴双义说。
比如，小超的奶奶。她在医院陪护了孙子一周，其实也不大能理解孩子怎么生病了，“他能吃能喝。”
一周多，小超只有在叫拿外卖时，才对奶奶开口。从这方面看，那些父母来陪的似乎也好不了太多。
病房里最常见的情况是，孩子躺床上玩手机、电脑，父母坐床边低头看手机，或者发呆。彼此疏离又带着点尴尬。
“我们让父母来陪伴，其实也是为了能让父母和子女之间多沟通，以及有效陪伴。”裴双义叹口气，“现实来看，很难。”
很多父母找裴双义双义诉苦：孩子根本不愿理我们；说什么他都没回应……孩子的反馈则是：和他们（爸妈）说不通。
裴双义理解家长的苦，“他们有些比孩子更焦虑，我接诊过家长和孩子最后一起住院治疗的。”
视觉中国供图
但他也经常对家长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晚饭前后，心理康复区的病房，渐渐热闹起来，坐了一下午的家长们起身打饭、热饭，饭菜香弥漫，做完治疗的孩子们回来了，三三两两，和熟识的病友们凑在一起，偶有欢笑声飘来。
提着外卖的陈阿姨从孩子们身边经过，停了一下，继续往孙子的病房走，她说了一句话，“要是回家也这样多好。”
浙江省康复中心的病房内
新闻深读
读高中的薛俊（化名）给家人写了一封遗书，他说自己很差劲，什么都做不好。
高三男生齐一仲（化名）试过跳楼，他害怕去学校，原因是一位同学和发生过争吵。
薛俊和齐一仲都就读于省内被认为是第一梯队的中学，两人也都是别人眼里的学霸，而这两位男孩也都生病了：重度抑郁症。
和同桌起争执后，他抑郁了
去年，国家卫健委发布《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青少年被列入抑郁关于四类重点人群，提出要加大干预。
浙江省康复中心（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滨江院区）精神卫生科主任裴双义从业20多年，根据他的临床经验，“大概5年前开始，青少年抑郁症患者这个群体明显增多，几乎翻番。”
如果只看成绩单，薛俊绝对是优秀的，他的总成绩能考到全市前10名以内。但薛俊发病，恰恰是因为成绩。
他一直对自己不满意，觉得自己没有任何一个科目是特别突出的，他定义的“突出”是，单科考到全市前三名以内。
这种“想而不得”让薛俊产生了严重的认知偏差，再而自我否定。
到浙江康复中心心理健康门诊住院治疗前，薛俊有严重的睡眠问题，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其他时间都在疯狂学习。
爸妈劝他休息，但是劝不住。之后，他开始厌学，不想读书，觉得前途无望，直到最后写下遗书。幸好，父母发现得及时，将他送医治疗。
齐一仲生病的导火索在很多人看来，也有些不可思议。他是年级里的佼佼者，成绩在10名以内。一次考试之后，他和同桌起了口角，对方攻击他，“你考试作弊。”
齐一仲很愤怒，嚎啕大哭。
从那之后，他看到同桌就恐惧，晚上失眠，幻听，闭上眼，耳朵边都是同桌对他的谩骂声。
事情发生后，老师找两人谈话，同桌向他道歉，还调整了座位。但齐一仲的症状却没有缓解，他在班级里甚至不敢回头看曾经的同桌，总觉得对方在盯着他看。直至最后无法厌学、出现自我伤害的行为。
两位男生都是重度抑郁，其中齐一仲还伴有精神症状。
非A即B的选择，不是自由选择
所有的诱因都不是根本原因，像对所有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治疗一样，裴双义复盘了薛俊的亲子关系和成长环境：他的爸爸是一位老师，还做过中学校长，从小对儿子的要求就很严格，尤其关注他的学业。
薛俊从小就被灌输一种理念：学业有成是唯一的出路。
“这个孩子其实共情能力比较差，对周围的人和事都比较冷，他内心其实很孤独。”裴双义说，进入高中后，薛俊每天有一个小时可以玩手机，这是他一天中最快乐和放松的时候，“他也不玩游戏，就是听音乐，浏览网页。”
相对来说，齐一仲的家庭环境似乎要宽松一些，父母经营一个小店铺，并没怎么苛求他的学习，一直是他自我管理。
心理治疗时，齐一仲对他的主管医生曹新毅说：爸妈非常看重我的成绩，所以我一直觉得成绩一定要优秀，不能有闪失。
得到这个反馈时，齐一仲的父母有些诧异，他们觉得平时并没有对儿子提过什么高要求。
“孩子说了一件事：从小到大，我考得好，他们就开心，考不好，他们就会骂我几句。”
曹新毅说，这听起来，好像真的没什么大不了，这甚至是多数父母面对孩子学习的一种正常反映，“实际上，潜移默化中，孩子因此自己会形成一种认知上的闭环：我只能成绩好。并自我加压。”
这也是很多父母在孩子确诊抑郁后，觉得不可思议的原因：我们也没给他压力啊，或者，我们其实很尊重他，让他自己选择。
“那些非A即B的所谓自由选择，其实是个伪命题，也许孩子想选C。”裴双义举了一个例子，多数确诊抑郁症的孩子似乎没什么兴趣爱好，“他们有特长，这些是从小父母让他们去学的，但很少是自己真正的爱好。”
一位读初中的女孩喜欢唱越剧，但家长觉得这个没意义；一位高中女孩喜欢跳街舞，妈妈认为这舞有些“不正经”，不支持。
妈妈很注重陪伴，儿子却丧失了一种能力
“现在的家长基本不会粗暴地打骂孩子，有些甚至很关注孩子，注意陪伴，但不恰当地过分关注反而给孩子造成沉重的压力，还有另外一个后果，就是让孩子丧失了自我处理矛盾、冲突的能力，从而抗打击能力减弱。”裴双义说。
读大二的武迪（化名），妈妈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做起全职妈妈，她对儿子的照料很细致，陪伴也从未缺失过。从小到大，武迪的朋友、老师、同学，妈妈都会主动去结识，他遇到什么问题，妈妈也会介入、出谋划策。
考上大学后，有一次上课，武迪没有做好笔记，向同班的两位女孩借，对方可能心情不太好，很冲地回他：没做好笔记，你自己想办法。
因为这一句话，武迪崩溃了，他觉得自己被孤立和针对，很委屈，又无法解决，冲到楼顶，嚎啕大哭。
之后，他像齐一仲一样，恐惧、厌学，确诊抑郁症。
“我们在治疗患有抑郁症的孩子的同时，会花大量时间为家长做治疗。”裴双义解释，问题暴露在孩子身上，根源却在家庭里。
前段时间，读初三的婷婷（化名）在历经3个多月的治疗后，刚刚出院复学。
婷婷是在出现抑郁症状两三个月后，被父母带到医院的。在此之前，她上课走神、乏力，失眠，对什么都没兴趣，成绩从全校50名以内滑落到两三百名之外。
婷婷的爸爸在执法部门工作，对女儿喜欢说教。比如，婷婷上学迟到、做作业拖沓，他上来就是一堆大道理：你要好好学习才有更好的未来，才能有一份不错的工作……
“这些道理其实孩子都懂，学校、家长都是这么说的。学习上的小事动不动就上纲上线，孩子自然反感，她冷暴力回应。爸爸更加生气，踢翻过桌椅，砸过东西。”裴双义说，女孩的妈妈反对老公的教育方式，夫妻之间时常争吵，女儿又觉得，他们可能随时会离婚……“我们当时针对他们的亲子关系、夫妻关系，也制定了治疗方案，其中最重要的一环是让爸爸改变和女儿的相处方式，学会倾听，多让女儿说，他少说。”
对家长来说，这个过程并不容易，改变行为习惯本就是件难事。
“为了女儿，这位爸爸很配合，也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中间也有反复，但最终是有进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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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当着女儿面大哭：我也顶不住了
在自己的临床诊断中，裴双义认为患有抑郁症的青少年，80%左右，根源都在家庭。但他从来不当着孩子的面，评论父母的问题，“不能让孩子对父母丧失信心。”
另一方面是因为，他见过太多父母的失控，一位爸爸对着女儿嚎啕大哭：爸爸也顶不住了；他也见过，面对父母，孩子们有多不耐烦或者冷漠。
但是，裴双义也常对家长们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有的结果都能追根溯源。“孩子拒绝和你沟通时，回想下，是不是他曾经想和你沟通，但被无视了。送到我们这里来的患者，八成以上是被学校发现异常的。”
这个心理康复区病房里，患者们进进出出：齐一仲出院时还没痊愈，爸妈说让他先休学，去亲戚家帮忙经营店铺，多经历一些；薛俊治疗半年后，复学了，边读书边治疗；婷婷似乎是完全恢复了，她说重新找到了生活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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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初听齐一仲的故事，我有些意外：因为一次口角，心态就崩了？成绩好时表扬，不好时批评不是正常操作？再细想，我好像也陷入了中国式父母的思维。
将心比心，工作中，如果遇到一位上司，业绩好时，他不吝表扬，稍微差一点，就严苛批评，这样的环境中，你的精神是不是高度紧绷？你可能不会因为被表扬而兴奋，反而会因为随时而来的批评而惴惴不安。
成人尚且如此，何况孩子，尤其是处于青春期的孩子。
养育孩子，并非易事，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即使是父母，也是他的第三方。
你觉得，这不都是小事儿吗？在他看来，可能就是一做山。
家长不陪伴，会伤害孩子，过度陪伴，也会伤害孩子。看起来，觉得真难，但想一想，这如果是你和朋友、同事相处，是不是的确需要这样的边界和分寸。
纪伯伦在《致孩子》中说：“你的孩子，其实不是你的孩子，他们是生命对于自身渴望而诞生的孩子。他们通过你来到这世界，却非因你而来，他们在你身边，却并不属于你。你可以给予他们的是你的爱，却不是你的想法，因为他们自己有自己的思想。”
对父母来说，能做到这一点，就是一种修行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洒脱，可能是带着痛苦的抽离，虽然痛，但必须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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