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世界华人周刊
转自：boya-luntan
李中清（JamesLee），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之子，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
中国大量财富所有者的金钱来自地产经济的爆发，尽管都是社会不平等现象，但这与此前的直接剥削还是不尽相同的。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中清（JamesLee）、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梁晨及其团队的合作研究发现，在过去的150年中，中国的教育精英，即受过良好教育、最具优势的职业群体有四个阶段的转化：
1865—1905年，即清政府废除科举之前，超过70%的教育精英是官员子弟，来自全国各地的“绅士”阶层；
1906—1952年，超过60%的教育精英是地方专业人士和商人子弟，尤其是江南和珠三角地区；
1953—1993年，约超过40%的教育精英是来自全国的无产阶级工农子弟；
1994—2014年，超过50%的教育精英来自各地区的有产家庭，与特定的重点高中。
这些数据来源于Lee-Campbell（李中清、康文林）领衔的中国教育精英大数据库，这是一个“基于个人层面的、自1760年至今中国教育精英社会与地区来源的数据库”，其中包括绝大部分清代举人、贡生、进士和官员（1644—1911）、大部分中华民国大学毕业生和公务员（1912—1949）、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学毕业生和众多中国211工程大学的校友（1949—）。
李中清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历史系，长期从事社会科学史研究。他从2007年开始与南大学者梁晨及其团队合作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精英群体及其社会来源。
在11月7日进行的北京论坛史学分论坛上，李中清以《中国教育精英四段论》为题首次向国内外听众介绍这项研究，并在会后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科举考试模拟图
数据显示，寒门子弟在清代进士中的比例要明显低于明朝，而到了晚清只占全体进士的10%左右，占贡生和举人的20%，绝大部分的中高级科举功名由官员子弟掌控，这是此阶段中国精英教育学生来源最显著的特征。民国以后，情况迅速转变，商人与专业技术人员子弟成为教育精英的最主要来源，总体比重超过六成，在一些私立院校甚至达到九成。
李中清表示，中华民国时期的高校学生资料相对开放和完整。民国约有18万大学毕业生，目前他们收集了10万份左右来自25所大学的学生记录，其中超过8万份来自17所大学的记录已经输入电脑，供以研究。
这些高校大多地处北京、长沙、福州、广州、杭州与上海，其中包括：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医学院、圣约翰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国立中山大学、国立暨南大学、国立交通大学、中法大学、福建协和大学等等。目前他们正在调查南京和其他地方的数据。
1953年至20世纪末的调查成果此前已经发表，有《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49—2002）》一书（三联书店，2013年）出版。研究认为，这一阶段社会上层子女垄断教育的状况被打破，工农等社会较低阶层子女逐渐占据相当比重。基础教育的推广、统一高考招生制度的建立以及重点中学的设置等制度安排推动了这种改变。
报告还表明，21世纪以来中国的精英大学中来自农民家庭的学生比例与人数均有下降，在自主招生体系中这一转变更剧烈。但在普通高考体系中，来自蓝领阶层家庭（农林牧副渔水利生产人员）的学生总体比例则相对稳定。而以苏州大学为例，干部子弟的情况也发生了很大转变，越来越多的干部是商业或企业干部，而非传统认为的行政管理干部。
作为对比，李中清分析了中国香港和美国的情况。在香港接受政府资助的八家大学，约有一半本科生来自中低收入家庭，但这不排除上层社会的家庭已经把子女送去了哈佛、剑桥；而在美国，半数精英大学生来自5%最富有的家庭。
教育精英空间分布的变化也被考虑在其中。从乾隆年间科举晋升官员的地理分布来看，他们遍布全国，相对集中于江苏、华北华中，在20世纪早期形成了北京天津中心、江苏浙江中心；从民国大学学生的家庭住址来看，中山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国立交通大学等高校的学生有较强的地域特征；1949年以后，中国精英大学的学生地域来源也有明显的兼容性，在学校招生范围内，地域覆盖较全面。但在近几年推行的自主招生体系中，这种兼容性似乎消失了，地域偏向非常明显。
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照片记录了当年12月7、8、9日三天，在北京考点的状况。
图片来源：CFP
专访李中清：100年前和现在的教育都受财富影响，但仍有差别
记者：这项针对中国教育精英的研究始于何时？有什么最新进展和计划？
李中清：我在芝加哥大学跟随何炳棣先生读研究生时已经有了初步想法，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开始和北大校方接触，考虑做北大学生的材料。2002年与北大正式合作，此后与苏州大学合作。
最近几年，我们一方面与一些国内高校，包括内地和非211高校合作，扩展1949年以后的学生数据库；另一方面以梁晨为主，开展民国大学生数据库建设，现在已接近完成。同时还正在与厦门大学、哈佛大学等校有关学者合作，在何炳棣研究的基础上拓展、加强科举时期的材料。通过这些工作，我们希望构建一个大规模、长期的中国教育精英数据库，并开展相关研究。
记者：“教育精英”如何定义？为什么不是“政治精英”、“社会精英”？它在多大程度上能代表中国的“精英”？
李中清：顾名思义，“教育精英”是指主要依靠教育或文凭、考试等成为社会精英的群体，也因此，它显然不同于以掌握政治权力为标志的“政治精英”，而“社会精英”是个更宽泛的概念，往往指一个时代一个社会所有中上阶层。当前，“教育精英”、“政治精英”乃至“财富精英”是我们这个时代共存的社会精英的主要三种类型，他们彼此有区别，但也有联系，甚至相互重合。
中国一直是重视教育，重视考试的国家，即便是政治精英、财富精英的后代，往往也需要通过考试，成为教育精英从而延续家庭（族）精英地位，因此，从这个角度说，理解教育精英是理解中国精英的最关键所在。
记者：数据如何细分？我们目前看到的只是整体数据，你们是否考虑到了学科之间的区分、非211大学学生的情况、三代人的情况（父母不是官员/无产者/商人，但爷爷奶奶是）……
李中清：我们的数据库还在建设中，目前只是有了一些确定的初步结果，将来肯定会做更多细化、深入的研究，包括学科、不等层级、类型的大学比较等。
记者：你们的研究显示，在1906-1952、1994-2014这两个阶段，商人和有产者的后代最可能成为教育精英，这两个阶段有什么相似性吗？
李中清：这两个阶段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不同点更加明显。
尽管这两个时期教育都受到财富的影响，但显然在统一高考和国家意志的影响下，后一阶段工农等社会中下层子弟在高等教育体系中还较为稳定地保持着三成左右比例。当然，他们的地理来源等或许发生了较大转变，城乡、东西差别有所扩大，但在前一阶段，几乎没有社会中下层子弟。这种差别对当下中国其实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同时，我认为这两个阶段尽管都存在大量财富所有者，但其特点可能不完全一样。我认为民国时期财富所有者主要是依靠土地或工商业起家，存在着雇佣劳动及剥削行为等，而在目前阶段，根据相关研究显示，中国大量财富所有者的金钱来自地产经济的爆发，尽管都是社会不平等现象，但这与此前的直接剥削还是不尽相同的。
记者：您认为四个阶段的结论、与中国香港及美国比较的数据，说明哪些问题？许多人认为中国现在的阶层流动正在固化、教育带来的上升通道在收紧，您怎么看？
李中清：说明中国依靠客观考试，精英教育一直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多样性，尽管在不同时期，受政治、社会的影响，最具优势的群体会发生转变。
中国现在确实面临着阶层固化的风险。同西方社会一样，不断增长的财富、收入与机会的不平等，也是中国今日的显著特点。但至少目前，与西方，譬如美国不一样的是，中国的受教育精英并非长期来自那些极少数富裕家庭。与西方社会精英长期固化，难以转变不同，作为社会精英的主体，中国的教育精英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转变中，这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
无论如何，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首先要认识自己的特点，在此前提下才能正确理解其他社会的经验与教训，从而找到符合自己发展和需要的道路。
记者：《无声的革命》这本书呈现了你们的部分研究成果，但有学者不认同你们对数据的阐释，认为“无声的革命”是被夸大的修辞。您怎么看？
李中清：这一商榷我们已经注意过，实际上，在与商榷文章的同期期刊中，梁晨、董浩专门撰文进行过详细的回应（《社会》2015年第2期）。我认为这一商榷完全没有能正确理解我们研究的方法，以及社会科学化研究方法在运用于历史材料时可能需要进行的合理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