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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航通社
4月14日，央行一篇名为《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的工作论文火了。其中提出“重视理工科教育，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的论述，引发争议。
遇到此类“暴论”，一个常见的美德是“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东南亚国家是否确实掉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它们掉入陷阱是否跟“文科生太多”有关？
东盟“陷阱”国家理工科学生和技术工人长期不足，且大量流失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来自世界银行2006年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指的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从低收入状态进入中等收入之后，经济快速发展所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经济或者反复震荡、大起大落，或者长期处于停滞或增长缓慢的状态，很少能够继续向前，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因为向高收入的迈进是一种收敛，这个陷阱也称为“非收敛陷阱”。
东盟国家经济起飞之后，只有新加坡和文莱成功进入了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其中新加坡主要是通过国际贸易、金融和旅游业的全面发展，而文莱则是借助其丰富的石油资源致富。比较典型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东盟国家是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这4个国家。
以菲律宾为例，它是亚洲最早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发展中国家，在1960年代曾经是亚太地区最先进的国家之一，经济实力仅次于日本。菲律宾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是1978年，但是整个80~90年代的经济增长基本上处于停滞，如果算人均的话，实际上处于下降区间。直到近几年，依靠中国-东盟经贸关系的提升，菲律宾的经济才有所抬头。
2014年发表在《当代经济管理》期刊上的一篇分析指出，东盟国家先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可以分为三方面。从经济因素上看，产业转型升级困难，创新能力不足；从社会原因上来看，贫富差距扩大以及政局动荡；至于外部因素则是国际经济环境的改变。
具体到技术创新的匮乏，文章指出，东盟国家的技术进步高度依赖于跨国公司的技术引进，而自身对研发的投入不足，研发人员数量也非常有限。没有人力物力的投入，就无法依靠技术创新，构建适合本国的产业体系。
本来，人口规模庞大，人口结构年轻化，劳动力不断增长的东盟四国是具备人力资源数量上的优势的；而这些国家也分享了亚洲尊师重教的传统，都非常重视对教育的投入。但是这些国家高素质的受教育人群未能和产业发展较好地结合，产学脱钩严重。
文章指出，
“四国的大学生喜欢选择文科，理工科则不受重视。譬如1998年马来西亚8所国立大学生中理工科仅占45%（较合理的水平应为60%）。这使得与吸收先进产业科技密切相关的理工科学生和技术工人长期供应不足。”
而另一方面，高素质的人才大量流失。由于本国难以用合适的待遇吸纳辛苦培养的专业和技术人才，众多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工人和专业人才走出国门，成为居住和工作在国外的移民。
虽然不敢说文中一句语焉不详的“东南亚国家文科生太多”是否受到了这篇分析文章的启发，但该文在这一部分的论述更为详细和完整。
央行工作论文发布后，由于其中槽点实在太多，很快就引发了一大波针对性的批评。其中上海交大特聘教授陆铭反驳“文科生太多”的时候，论据是：
“一个地方官员如果在接受大学教育时，学的是社会科学和文史哲之类，那么他所在的地方科教文卫支出占GDP的比重就要上升1.3%左右。”
然而地方官学文学理，并不影响一个国家如何吸收先进的产业技术，产业工人是否精通理工科才是问题的关键。
央行文章说的也是重视对社会大众的理工科教育，而不是培养文史背景的官员。这是两码事。
“理科生”远比“文科生”多，但大家都要考公务员
狭义的文理分科概念，是在高中阶段直到高考分文理科，不同科可报考不同专业。但是最终他们都会殊途同归。
问题可能不在于高中的文理分科，而是在于到了考公务员的时候，大家去竞聘的都是文职工作。就算你是高中选的理科，大学也是理工专业，你考公还是要考申论。
跟社长当年上学时候相比，现在找工作“专业不对口”已经并不是一种现象，而是一个基本事实。在大学期间学习的专业，无法使自己获得有竞争力的工资待遇，已经成为非常突出严重的社会问题；更多的应届生会以做“自媒体”这种所谓“灵活就业”的方式来填充学校就业率的空白。
最新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一季度劳动力市场已经出现了年轻人就业难和企业招工难并存的结构性矛盾局面。3月份16~24岁年轻人的调查失业率是13.6%，比直接遭遇新冠疫情冲击的去年同期还有所上升。
与此同时，一季度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数量比去年同期减少了246万人，反映到现实中就是年还没过完，一些急需用人的地方官已经急匆匆到劳务输出大省去抢人，千方百计用包车以及各种方式把民工抢回来；而过年期间倡导就地过年，也被赋予了防疫需要和减缓用工荒的双重意义。
最近火起来的教育热点实际上还不是文理科，而是职业教育。如果能如顶层所愿，转变家长观念，切实提升职业教育水平，培养“大国工匠”，也是一条好路子。只是理想很丰满，要化为现实，需要远超我们想象之外的艰苦努力。
诚然如同很多文章指出的那样，中国效仿前苏联的教育体系，一开始培养的学生基本上都以理工科为主，文史学科的招生是不成比例的少。在社长本人进入高中阶段时，所在的年级理科有20个班，文科有4个班。高考成绩不理想复读一年，复读的高四一级理科有4个班，文科有1个班。
从统计数字看，文科生比理科生数量少，但竞争更激烈，最终能考上大学的机会更少。根据网易的整理，在2016~2020年间各地高考数据当中，所有省份的考生文理分布，理科生比率都超过50%。文科生占比最小的省份是江苏，只有25%，文科生占比最多的省份广东也只有48%。
可供文科生选择的大学专业数量更少。一本院校只有少数专业是文理兼招，大部分专业仅招理科，有更小的一部分仅招文科。比如说，文科生占比相对最高的广东省，省内高校仅招文科的专业只有6%，而仅招理科的专业占专业总数的61%。
也许更成问题的，是文科总跟冷门专业和“调剂”相结合，充满了遗憾和不甘。像社长自己，就是理科实在学不来，被“淘汰”到文科去的。如果不分文理科，要硬着头皮学物理，生物和数学的话，社长就上不了后来的大学了。
刚高中入学的时候文理分班，等过了半年多不到一年还有一次改正机会。那个时候社长期末考试数学也就二三十分，果断理转文了。在我们那个学校就只有理转文的说法，从来没有文转理的。
当时也就是十几年前，网络和社交媒体还不发达，小地方信息闭塞，报考专业全家人看信仰和口号，有的完全过时，比如“21世纪是生物的世纪”。这两年高考的指挥棒跟着就业走，热门专业都是计算机什么的，其实跟理科，特别是数学有很大关系。如果大家都争相去学计算机，觉得码农是好工作，这个自然的指挥棒已经能够让很多人选择理科。
就此而言，央行现在出的这个警告，放在过几年之后可能就有用了，因为现在热门的就业方向是公务员。
文科需要“理科化”，有更充分的研究空间
前文提到了地方官员学文科跟 GDP 向教科文卫倾斜的关系，包括央行这篇工作论文的作者自己也是经济学博士，属于“文科生”，其实说明了另一个问题：文史财经类学科是研究社会治理的学问，提升治理能力对我们国家稳定度过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至关重要。
然而，要振兴我国的社会科学，就必须直面现在社会科学教学水平还偏低，研究方法、成果评估等方面与现实严重脱节的弊病，尤其是要做好“学术无禁区”和“讲台有纪律”的辩证统一。
为什么民间认为“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除了上面提到的码农与其他人的工资差异，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理工科的研究结果与生产实际紧密结合，其结果高度可验证，较少受到科学之外的因素干预。
说人话就是，不管在什么社会制度、什么发展阶段、什么基本国情、什么主要矛盾的地方，1+1永远都等于2；但唯物还是唯心，汉语还是外语，大陆法系还是海洋法系……都有的讨论，都可能截然不同。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人文社科的基本属性也许就决定了它表面上的门槛低，谁只要会说话都可以进来插一脚讨论；也决定了它往往没有标准答案，这也可以，那也可以。如果在这类学科的发展路上，缺乏深刻的思辨，缺乏不同意见的碰撞交融，以至于处处受限，处处小心，那它对经济发展、社会运行的指导意义一定会打了折扣。
文科生确实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文科也被广泛看作是“没用”的学科，毕竟它造不了飞机大炮也出不来芯片。但文科必须有自己的充分的研究空间，以具体的、可证伪的科学精神去做脚踏实地的研究，才能真出成果，真做贡献。某种程度上，这也许可以算作是文科的“理科化”吧。
参考资料：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DJGL201407017.htm
https://luming.blog.caixin.com/archives/244850
https://www.163.com/data/article/FIT0B0MS000181IU.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