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年前，也就是上上个壬寅年，大清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七日（公元1902年2月24日），有4位正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留学的前北洋大学堂学生，联名给该学堂的创办者、将他们派遣到美国留学的时任清政府会办商务大臣盛宣怀写了一封信，向其抱怨伯克利大学的办学水平不够高，并请求转学到美国东部地区的其他著名大学去。
若是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这封信的内容简直令人瞠目结舌——刚刚建校没几年（在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时已被迫停办，1903年才得以复校）的中国第一所现代公立大学的学生，居然会如此看不起一所已经建校数十年之久的美国大学（如今可是世界级的著名大学）？！他们的这番近乎狂妄的高度“学术自信”与心理底气，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中国最早的两所现代公立大学——北洋大学堂与南洋公学的创办者盛宣怀。
图源公号：听松庐
话，还得从头说起。1895年秋，在刚刚经历了甲午战争的耻辱性惨败之后，为明耻图强，兴学救国，时任津海关道盛宣怀在美国驻天津副领事丁家立（Charles Daniel Tenney）的帮助下，创办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所现代公立大学——北洋大学堂。
该学堂分为头等学堂（相当于今天的大学本科）和二等学堂（相当于大学预科）两级，其中头等学堂设有工程学（土木）、矿务学、机器学（机械）、律例学（法学）4门学科专业，在全国首开高等工程教育与法学高等专业教育之先河。
对于北洋大学堂头等学堂学生四年修业期满毕业后的前途去向，盛宣怀从一开始就作出了这样的规划——“准给考单，挑选出堂，或派赴外洋，分途历练，或酌量委派洋务职事”。不过，到了1898年9月，当头等学堂的首批学生读到三年级时，盛宣怀便指令该学堂从一、二、三年级学生中各挑选1人赴日本留学。
1899年春，北洋大学堂将头等学堂“工程生”黎科（当时已升入四年级）与“律例生”张煜全（三年级）、王建祖（二年级）3人以及二等学堂学生张奎、金邦平、周祖培3人派往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此举可谓开中国大学在校本科生及预科生出国留学之先河。
根据日本文部省与东京帝国大学方面的一份文件记载，黎科“为天津大学一级生”，张煜全、王建祖、周祖培均为“二级生”，张奎为“四级生”，金邦平为“预备校一级生”，也就是说，周祖培与张奎这两位北洋大学堂的预科生，甚至被东京帝国大学认为已经具有本科生的水平与程度，由此充分可见这所日本最高学府对北洋大学堂教学水平的高度肯定。
1900年初，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裕禄为北洋大学堂首位毕业生王宠惠颁发的“钦字第一号”“考凭”，是为有史以来由中国政府颁发的第一张大学本科毕业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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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底，在北洋大学堂首届毕业生行将产生之际，学堂总教习丁家立便按照盛宣怀的指令，提出每年派遣10名学生分别前往英、美两国留学，但一时未能实现。1900年夏，随着义和团运动的蔓延与八国联军的入侵，北洋大学堂被迫暂时停办，广大师生为躲避战祸，纷纷逃离天津，其中有很多人南下来到上海，在同样由盛宣怀一手创办的中国第二所现代公立大学——南洋公学继续就读或任教。
1901年夏，盛宣怀决定与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东方语言文学讲座教授傅兰雅（John Fryer）合作，委托其带领北洋大学堂的“毕业及头等学生八名”赴该校留学。当时，盛宣怀还特别指出：“该学生学力足，迳进大书院者固善，倘其间有未能迳入者，须在外馆暂行习读，听候补入。”
在此之前，北洋大学堂律例科毕业生薛颂瀛已于当年5月自费留美（后来转为公费），该学堂前任算学教习陈锦涛，首届毕业生王宠惠、王宠佑、胡栋朝，头等学堂肄业生张煜全、严锦荣、吴烓灵7人于当年8月同时抵达美国旧金山，首届毕业生陆耀庭则于当年12月最后一个抵达旧金山，先后进入加州伯克利大学学习。于是，北洋大学堂又开创了中国大学教师及本科毕业生出国留学之先河。
到了1902年2月24日，也就是这批北洋大学堂师生中的多数人入学加州伯克利大学大约半年之后，原在北洋大学堂学习“律例”的张煜全、严锦荣、薛颂瀛、王宠惠等4名学生，联名给盛宣怀写了封信。这封信的原件现存于上海图书馆所藏盛宣怀档案之中，曾由该馆影印出版，现将其扫描图像以及由笔者整理、标点、分段的全部文字内容分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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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荪宫保阁下：
敬禀者，自顷得蒙旷典，奏派出洋，以资学习，感佩莫铭，他日稍有寸进，自当归而效力，庶不负裁成之雅意，故有所言者，渎陈于宫保之前，窃愿有以教之。
生等游学是邦，以商律、商务为专科，卜忌利大学堂创办伊始，学科多未完备，与美国东方各省所设诸学堂其程度相去甚远。盖卜忌利为美国西鄙，僻处一隅，诚如甘陕之于中国，不问而知其非求学之地矣。且美国东方为文学士夫、执政权要萃聚之所，美国学生非万不得已，无在卜忌利肄业者，即傅兰雅先生之子、家立君亦在东方学堂肄业。现卜忌利学堂各教习，均在东方聘来，所用教科讲义，尽是东方各学堂教师所著录。古人所谓“立法夫上，仅得其中”，今肄业于下等之学级，而欲学问之上进也，盖亦难矣。
生等顷在学堂中已居毕业之列，学堂所教授之书，类多在北洋大学堂时经已习闻，欲求新学，实无几矣，若久居于此，亦徒縻国帑而负雅意耳。且卜忌利一省，美国新得于墨西哥者仅数十年，其留寓寓人俱开矿、种植诸工人居多，欲求识一美国硕学名望之博士而不可得，一旦归国办理交涉事宜，必不能措置裕如，盖外交之事，必以识人多、交情深为第一义也。
若夫游学东方，一切费用与在卜忌利略同，所异者，东方最有名之大学堂，每年须加脩金百五十元，而卜忌利则无此例。卜忌利为加利宽尼省公立之大学，为养育一省人才而设，生等为异国人，难免脩金，他日毕业离校时，亦须馈赠礼物，以答厚意，则所费亦无异也。与其先后皆须脩金，曷若游学东方之为愈乎。
卜忌利学校中，工、矿二科实为美国超等之列，其余各科则自桧以下，无足道矣。今生等已分居于学堂各教习家中，不论游学何处，于傅兰雅并无不便之处，而生等所费者，不过车费而已。为山九仞，无功亏于一篑；百尺竿头，宜更进夫一步。是否有当，伏乞台鉴，专此，敬请崇安。
游学生张煜全、严锦荣、薛颂瀛、王宠惠等叩禀
正月十七日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解读一下这封信的具体内容。首先，他们四人向盛宣怀资送他们来美国学习表达了由衷的感激之情，以及学业有成后归国效力的决心，但紧接着，他们就开始抱怨伯克利大学（当时的中译名为“卜忌利大学堂”或“卜技利大书院”）的办学水平比美国东部地区的很多著名大学相去甚远。
在他们看来，美国东部才是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的汇聚之地，而伯克利大学所在的加利福尼亚州则偏居西部边陲，在当时如同中国西北的陕、甘等省一样，绝非求学之地。美国本国的学生若非万不得已，是不会选择去伯克利大学读书的，比如带他们来美国留学的傅兰雅教授之子，以及北洋大学堂总教习丁家立，都是在美国东部的大学读书的。
就伯克利大学本身而言，校中所有的教师都来自美国东部，所用的教科书也都是东部大学的教师所编写的，整个学校只有工、矿二科在美国居于领先地位，但其他学科则水平低下，微不足道。因此，如果继续在伯克利这种办学水平相对较低的大学里学习，学业的进步显然将会受到极大的限制。
如前所述，一开始，盛宣怀还担心这批学生的“学力”不足以直接进入伯克利大学学习，甚至还作好了让他们“在外馆暂行习读，听候补入”的两手准备。然而，后来的事实充分证明，盛宣怀的这番担心完全就是多余的——他们刚刚入学没多久，就已经是毕业生的水平了！不仅如此，该校所开设的课程，他们在北洋大学堂读书时大多数都已经学习过了，在这里已经很难学习到新的知识了，而只会白白浪费国家的财政开支，辜负了盛宣怀育才报国的美意。
他们还指出，伯克利所在的加利福尼亚州，美国从墨西哥手中夺来仅数十年，其人口多为开矿、种植的工人，在这里基本上结识不到什么学高名重的精英人士，也就无法在美国社会获得深厚的人脉渊源，而这一点对于他们将来学成归国后办理外交事务也是相当不利的。
最后，就转学的经济成本而言，仅仅只会增加一点路费而已，而转学到美国东部大学就读之后，各方面的费用支出仍将与继续留在伯克利大学学习相差无几。
事实上，这几位北洋“游学生”在伯克利大学极为优异的学业表现，充分证明了他们在这封信中并没有吹牛。对此，《申报》曾两次专门转载海外中文媒体的报道——
中国多才
南洋新加坡《叻报》登美京友人来函云：美国卜技利大书院年试刻已揭晓，中国学生均列前茅，有陈锦涛者得超等者四艺，此外王宠佑得超等者三艺，王宠惠得超等者两艺，又以陈共试六艺，四艺得列超等，两艺得列特等，为合院二千五百余人所绝无仅有，人咸叹中国人才迥超乎欧美焉。——《申报》，1902年8月31日
记中国游学生在美国考试事
香港《循环日报》云：美国大学堂每年分为两期，每期例考一次，计分五等，间有数艺每年考一次者。中国前次派往之学生，已届一年期满，此次考试，得一等者九人，得中等者五六人，其余多列二三等。其中工程生胡朝栋〔栋朝〕习测量铁路，所画之图独冠全班，教师奖誉不止；陈锦涛习格致艺学，列入一等；吴桂灵习机器学，亦列前茅；王宠惠习律法学，王宠佑习矿学，严锦荣习政治学，均在一二等之列；惟张煜全尤为出色，于考试武备时，得有美国中卫之衔。按：学生得此衔者，不过得教习兵丁操练，然美人甚以为荣，因美国倘有战务，必须得有此衔，方能督带民兵，如无战务时，亦当实任武职也。——《申报》，1903年3月31日
另外，当时的加州伯克利大学校长，还曾在学校的年度报告中高度称赞这9名来自北洋大学堂的中国留学生“在大学里的表现极佳，他们优秀的才华和能力为他们赢得了师生们的尊敬和敬仰”。
但尽管如此，由于当时的加州伯克利大学实在无法满足北洋大学堂的这些高才生们继续深造的求知欲望，最终，除了薛颂瀛1人继续留在该校完成学业、并于1903年获得商贸学士学位后转赴德国留学外，其余8人均在1902－1904年间先后转入美国东部的几所办学水平更高的著名大学就读，且均在很短的时间里先后获得了博士或硕士学位。其具体情况如下：
王宠惠，1902年转入耶鲁大学，1903年获法学硕士学位，1905年获法学博士学位；
张煜全，1902年转入耶鲁大学，1903年获法学学士学位，1904年获法学硕士学位后继续留校深造至1906年；
陈锦涛，1902年获加州伯克利大学数学学士及硕士学位后转入耶鲁大学，1906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严锦荣，1902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1905年获政治学博士学位；
王宠佑，1903年获加州伯克利大学矿学学士学位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1904年获矿学及地质学硕士学位后继续留校深造，1906年赴欧洲留学，先后求学于英、法、德等国，后获博士学位；
吴烓灵，1903年获加州伯克利大学机械学士学位后转入斯坦福大学，1904年又转入康奈尔大学，1905年获机械硕士学位；
胡栋朝，1904年转入康奈尔大学，1905年获土木工程硕士学位；
陆耀庭，1904年转入康奈尔大学，1905年获桥梁专业硕士学位。
值得一提的是，1903年，当王宠惠在耶鲁大学以全专业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获得法学硕士学位之时，恰逢梁启超先生游历至此，当时，梁启超曾在其所著《新大陆游记》中充满自豪地对其进行了高度的称赞（可惜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笔误，把王宠惠的名字写成了他的哥哥王宠佑）：
耶路为美国最著名之大学，吾国学生亦有三人在焉，曰陈君锦涛，曰王君宠佑〔惠〕，曰张君煜全，皆北洋大学堂官费生也……今年夏季卒业，其法律科，王君裒然为举首，受卒业证书时，王君代表全校四千余人致答词，实祖国第一名誉也。是次法律科第一名为黄种人，第二名为黑种人，第三名乃为白种人，各报纸竞纪之，谓从来未有之异数云。
1928年的王宠惠，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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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初创时期的北洋大学堂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先后派遣到日本、美国留学的这些“游学生”，以他们在国外的若干著名大学继续深造时的优异表现，为当时积贫积弱、长期落后的祖国争得了极大的荣誉，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充分证明，北洋大学堂在建校伊始，其办学水平便已基本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不知道我们今天的中国大学师生了解到上述史实之后，会作何感想？至少，在笔者看来，我国的现代高等教育在100多年前的初创阶段居然就能达到如此高超的水平，取得如此优异的成就，实在令人无比惊异，并且由衷折服！对此，我们这些21世纪的当代大学师生在高度敬仰与深切缅怀之余，也应当努力追步先贤，精进不已，早日将本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全面推进到世界一流水平！